1934年4月，蒋介石调集重兵，主攻广昌，红军广昌战役失败，而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也同样面临着失败，中央红军被压缩到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
1934年10月，蒋介石自南京飞抵庐山，召开五省军政要员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的合围。时任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司令莫雄参加会议，并带回《剿匪手册》、《围剿总动员令》和《铁桶围剿计划》及兵力部署，进攻路线、日程安排、战斗序列等有关图表文件。莫雄深感事关重大，于是安排在他司令部里工作的项与年把计划交给中共中央。项与年看完这批文件，觉得事关重大，便立即将情报用四角号码字典的字码编成密码，记在一本四角号码字典上，连夜起程。他为了安全，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冒充乞丐，历尽艰辛，从德安跑到瑞金的红军司令部，把计划交给了周恩来。中央三人团据此做出了突围转移的决定。此时已十万火急，不容一刻的耽误。
三人团接受毛泽东的部分建议，召回在于都调研的毛泽东，制订长征计划。
这个本应该在党和红军领导人中进行充分讨论和政治动员的大事。战略转移的计划和准备工作便只是在“三人团”领导下秘密进行，他们觉得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在部队和地方党政领导人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动员了。此事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因此，长征的决策是临时性的决定。
李维汉在回忆中说：
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1]
战略转移详细情况，为什么要保密到除了“三人团”才能知道呢？李德是这样说的：“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2]
从这种考虑出发，博古、李德在最初时，将关于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委员和中革军委成员。而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队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1934年的9月底10月初，各军团被调到待命地点后，博古、李德只向主要干部进行了相应的传达；而中层干部，不管是民政干部还是军队干部，直到最后还只向知道一些暗示性的政治口号以及关于蒋介石对苏区即将总攻的情况；出发前的一个星期，这些干部才明白其中的含义。但红军究竟要转移到哪里？只有博古、李德等人知道。
红军师一级干部是出发前一天才知道要撤出中央苏区的。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在回忆文章中说：“1934年10月15日，我师刚收拢集结于兴国县的东南地区，军团司令部即派机要参谋送来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交代我和政委亲收的绝密信及军委关于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命令和行军路线图。信中指定我们红一师（包括军团供给部、卫生部）为军团右翼队，于10月16日向信丰县属的新田、古陂方向前进。”[3]
从红一军的这一历史描述可以看出，红军的总的集结地，是信丰县属的新田、古陂和于都的王母渡一带。
红军在五次反“围剿“中，部队由一个区域作战转移到另一个区域作战，是常有的事，犹如家常便饭。长征时发布到各个部队的命令，大多数人都以为是中央已经转变了原三人团的作战思维，是由一个区域作战转移到另一个区域作战的作战指令。但是过去部队转移时，军团领导总要尽量争取时间、采取各种方式面授任务，讲明情况，以便于各部队的配合作战，但是这一次只是接到连续十天的作战行程。各部队从驻地开拔到信丰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而且要求带着各种辎重，部队基本都是在保证秘密运动的情况下，要跨三县的山路进行战略转移，如此高强度行军，世所罕见。
各军团司令部只是通知相关部队按行军路线图指定的方向（于都方向至信丰集结）前进。而且每天要到达的地点，是一天一通知，即第一天指定第二天的要到达的地点，第二天指定第三天要到达的地点。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何处去？都不说，何来统一集中渡河的说法，又何来集结出发的时间安排。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得到挑夫任务的群众，如何知道红军要撤离苏区，进行长征？
1934年8月底成立的中央教导师，主要担负保卫党中央机关的任务。10月上旬，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到教导师，向师长张经武、政治委员何长工交代了帮助中央机关撤退的任务。任务一下达，大家都惊呆了，紧张、忧虑、疑惑，一齐涌上心头，搅得心里像乱麻一团。经过简单动员之后，当晚教导师派出3000多人分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的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绑机器，作撤退的准备。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后，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为左纵队，红三军团为右纵队，中央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教导师编在中央纵队第二梯队，他们抬着、扛着、挑着600多件大小不等的担子，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缓缓地向前行进着。
裴周玉回忆当时行军情况时说：“这些担子，有用稻草捆绑的机器部件，小件的三五个人抬着，大件的要十来个人才能抬得动；有用青的、蓝的、灰的、黑的、绿的各色破布包扎捆绑的大包裹，战士们用肩扛或用扁担挑着走；有用铁皮、木板或竹片制作的各式箱子，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走。这些东西夹在队伍中，弄得队不成队，行不成行，拖拖沓沓，全师拉了足有十几里长。”“由于上路仓促，准备不足，没有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行军的意图严格保密，许多基层干部不了解上级精神，只是盲目地跟着大部队走，所以，从一开始部队的思想就比较混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怀疑和谣言，逃亡现象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增加了部队行军的困难。”[4]
为了带着这些“坛坛罐罐”行军，教导师付出惊的代价。出发仅一个月，没有参加过什么大的战斗，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三分之一。据李聚奎回忆：“军委大概鉴于红军主力转移已无密可保，才正式通知我们说，中央红军这次进行转移，是为了到湘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5]
注释：
[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44页。
[2]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3]李聚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第111—112页。
[4][5]李聚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第111—112页。
[4][7]裴周玉：《踏上艰难的征程》，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第122页，第128、129页。
主要人物介绍：
李维汉 汉族（1896-1984），又名罗迈，湖南长沙县人。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校友结识，并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留学，后参与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八七会议后，李维汉一度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解放后任中共统战部部长。有两子，分别是李铁映、李铁林。
李维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人。
主要著作有《李维汉文集》、《回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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